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下能源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

能源转型的实质是各领域用能结构的升级与优化调整、能源供需体系与巨量基础设施的升级转换。目前，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，能源消费量仍将持续增长，化石能源占比高，化石能源基础设施存量大、新度高，能源转型发展面临任务重、时间短、成本高等多重挑战。

1. 能源体系规模大、减排任务重

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能源生产、转化、输配、供应体系，2020 年的能源生产总量为 4.08×10⁹ tce、能源消费总量为 4.98×10⁹ tce，约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 25%；火电、水电、风电、光伏装机规模均位居世界首位。我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后期，短期内用能需求仍将持续增长。国内外多家机构的预测结果表明，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在 2035 年前后达到峰值（约 5.7×10⁹ tce）。

在碳排放方面，美国的历史峰值为 5.7×10⁹ t，欧盟的历史峰值为 4.4×10⁹ t，而我国的碳排放峰值可能在 2030 年前突破 1.04×10¹⁰ t。由此可见，我国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和碳减排任务艰巨且繁重。

2. 能源转型时间短

欧盟各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实现碳达峰，美国、日本、韩国等国家也已在 2010 年左右实现碳达峰；按照全球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计算，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间间隔多在 40~70 年，平均周期约为 50 年。我国碳达峰、碳中和的时间间隔仅为 30 年，在经济持续发展、用能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推动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将面临发展与减排的双重压力。

因此，在距实现碳达峰目标不足 10 年的情况下，亟需统筹短期和中长期发展，把握 “十四五”的窗口期、关键期，为实现短期达峰和中长期中和目标筑牢基础。

3. 能源转型成本高

根据测算，我国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的总投入约为 136~300 万亿元，占到 2030 年前全球实现净零排放总投资成本的 1/3。能源转型成本高昂，在充分引入社会资本、最大化发挥市场调节机制来推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，更要妥善解决好化石能源基础设施搁浅带来的成本浪费问题。

例如，欧洲、美国、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煤电机组平均服役年限约为 40 年，目前正处于规模退役期，煤炭发展周期与低碳转型趋势具有一致性；我国由于工业发展起步较晚，煤电机组平均投运年限仅有 12 年， “一刀切”式的煤电机组退出机制会带来极大的资产搁浅成本。

为此，在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，既要防范以现实问题为借口的转型迟滞，更要防范不顾实际的转型冒进；应按照自身节奏有序推进碳达峰、碳中和行动，稳妥处理好发展和减排、近期和中长期的关系，兼顾不同能源品种在不同阶段、不同领域、不同地区的发展需要，因地制宜，探索整体转型背景下能源转型路径的最优方案。